政治与公共管理出版分社

教育与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之路(“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
  • 作者:周光礼 周详
  • ISBN:978-7-300-23212-6
  • 书号:232126
  • 印次:1-1
  • 开本:大32
  • 装订: 平装
  • 字数: 千字
  • 出版日期: 2016-12-14
  • 定价:¥36.00
  • 译者: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突出教育改革的中国模式、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和教育振兴的中国行动。具体来说,本书对教育体制改革、农村和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企业教育综合改革等宏观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师范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改革进行了分类研究;对缩小我国教育的地区差距、性别差距、民族差距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教育战略对策进行了思考。

作者简介

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法学、高等教育管理。

章节目录

绪论 社会变革与教育改革
一、历史方位: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
二、政策走向:通过教育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上篇 社会变革与教育体系完善
第1章 大力发展学前教育
一、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现状
二、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问题解析
三、学前教育发展方向
第2章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新课题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原则与体系设计
三、义务教育不均衡的现状分析
四、措施:构建义务教育均衡指标体系的特征
第3章 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
一、新城镇化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形成
二、成因分析
三、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
四、解决方案
第4章 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一、有计划的工业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一体化
二、市场导向的工业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轨并行
三、新型工业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立体交叉
第5章 民办教育体制变迁与创新
一、民办教育发展与政策变迁过程
二、民办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三、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与展望
第6章 完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一、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发展
二、社会问责与大学外部质量评估体系
三、自我改进与大学内部质量评估体系
下篇高教改革与机制创新
第7章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一、终身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回顾
二、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中的问题与反思
第8章 高考制度改革
一、高考改革的基本历程
二、改革的困境与方向
三、具体原则与措施
第9章 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一、聘用制引领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二、问题与原因分析
三、教师人事改革的改进措施
四、高校人事改革
第10章 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
一、办学自主权与大学外部治理体系
二、法人治理与大学内部治理体系
第11章 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
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早期探索(1900—1949年)
二、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49—1998年)
三、研究生教育的转型与创新(1999年至今)
第12章 创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区
一、“少年班”: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萌芽(1978—1984年)
二、突破专业教育模式: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探索(1985—1999年)
三、“以学生为中心”: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新探索(2000—2012年)
第13章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一、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与一流大学集群的崛起
二、从“211工程”到 “985工程”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
结语 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助力教育现代化
一、国家制度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二、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三、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必须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
四、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必须强化政府向社会赋权的力度

精彩片断

结语 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助力教育现代化
周光礼
国家制度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对于推动中国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政府向社会赋权的力度是教育领域培育国家制度能力的三个重要着力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于现代国家与现代教育体制是同时形成的,因此,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背景下,实现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已成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最紧迫的任务。推进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顺应变革时代的要求,以实现教育现代化为目标,以建构政府、社会、学校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策略,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更好地激发每个学校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的作用。
一、国家制度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府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政府只有向学校赋权,才能激发学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政府只有向社会赋权,才能激发社会参与制度创新的热情。然而,中国教育改革中“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现实严重制约了政府放权意愿。其实,“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背后是国家制度能力的薄弱。中国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培育国家制度能力。所谓国家制度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制定制度和实施制度的能力,以及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国家制度能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基于社会共识独立自主地界定自身目标偏好,进而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二是国家将业已形成的政策进行有效实施,并产生预期政策效果的能力。三是国家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革,积极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国家制度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正如美国学者福山所言,“制度能力不足的国家是软弱无能的国家,制度能力缺失的国家是治理失败的国家”。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对于推动中国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国家制度能力的角度来看,管理与治理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管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一元单向的变革过程,它以控制为特征;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元主体协调互动的变革过程,它以分权为特征。国家制度能力与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耦合关系。一方面,培育国家制度能力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推动政府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由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转变。另一方面,推进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建立完整的治理结构。而建立完整的治理结构的过程就是国家制度能力的发展过程。那么,培育国家制度能力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二、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是教育治理的重要主体,在管办评分离中,政府管理改革是前提。培育国家制度能力是政府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要简政放权。政府要从烦琐细碎的评估、评审、评比中解脱出来,这样才有足够的精力抓大事、谋全局,做好该做的事、能做的事。政府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简政放权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坚持“最低层次决策原则”,凡是省级政府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中央政府绝不插手,凡是学校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教育行政部门绝不插手。
二是要建设教育的国家标准。标准实质上是一种政策安排、一种规则体系,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建立完善现代教育标准,依据标准对教育事业进行规范化管理是教育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这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教育管理中的随意性。要重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标准建设,这是设立教育国家标准的重要参照。无论是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还是美国的“华盛顿协议”,对中国教育国家标准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建立完善教育标准是中国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推进法治建设。法治是秩序的重要来源,也是现代教育治理的基本特征。完善的教育法制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我们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以合法性作为改革的重要考量。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李克强同志最近也强调说,对政府, “法无授权不可为”,凡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和责任的事项,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设定。
四是培育教育公共市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提出,要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这实际上是要建立教育服务公共市场。在这种公共市场体系下,教育服务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承担,不需要政府直接办机构来实现。作为公益事业,教育是政府、社会公众和企业的共同利益,实现这种共同的利益需求,可以通过分工与合作,按照效率效能原则,选择提供者,这些提供者既可以是公立学校,也可以是私立学校,政府应该而且可能由教育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成教育服务的监督者和评估者,以及资源分配方式的规则制定者。当然,培育教育公共市场必须强化问责机制。分权与问责相结合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必须与教育督导、政府问责相结合。当务之急是完善教育督导体系,建立教育督导制度。
三、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必须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是政府放权的制度前提。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政府向学校授权的前提是学校组织的内部运行建立在民主性、平等性的基础上,有完善的权力约束机制。可见,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旨在规范学校权力的运行,彰显办学自主权的合法性。
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是建立权力制衡机制。为此需要建好两个机构:理事会和管理层。与现行学校领导班子集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不同,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以理事会及其领导下的管理层为主要构架,以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离。学校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重要事项决策的结构与过程,多元共治是学校治理现代化的标志。
如何建立专门的决策机构是学校治理不可回避的问题。治理强调多元参与,意味着学校决策机构必须由利益相关者组成。以高校为例,由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法律规定的治理构架,因此,完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需要在治理委员会与党委常委会之间建立起某种适当的制度联系。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建立高校治理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双向进入制度”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它有利于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规范大学中的党政关系。大学治理委员会应由校内外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代表组成,包括政府代表、校友代表、社会人士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行政人员代表等。
为了保障学校法人治理的有序运行,必须制定学校章程。作为学校治理的“宪章”,学校章程首先是政府与学校法人签订的公法契约,对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其次是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载体,规定了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席位比例;最后是学校理事会和管理层的运行规则,明确理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强化责任追究机制。
四、培育国家制度能力必须强化政府向社会赋权的力度
在管办评分离中,评价是反馈环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管办评分离要求政府把教育评价权和监督权更多地交给社会,并保持其独立性,使之成为教育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何发挥社会在教育治理中的作用?
一是政府向社会赋权。要让社会发挥体制创新的积极性,首先需要分权给社会。社会首先需要自己的空间,社会力量才能产生和成长起来,才会有能力去创新。同时,社会体制创新能力的发展,也有利于政府本身的改革。正如郑永年所言,社会力量强大了,必然对政府产生巨大的压力;要消化社会的压力,政府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但这不是弱化政府,而是强化政府。社会力量强大了,政府就可以把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交给社会,自己专注于那些政府必须承担的功能和责任。郑永年认为,这会造就一种“大社会、小政府,强社会、强政府”的局面。政府管得少,管得好,这就是小政府、强政府。
二是发挥行业企业作用。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下,教育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最终都要接受市场和社会的检验。行业企业是教育服务和产品的主要使用者。职业院校和普通院校都应该加快建立行业企业评价机制,吸收行业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把行业企业的评价作为衡量办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三是推进中介组织的专业评价。教育评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正确发挥评价的监测、诊断、指导功能,中介评估组织不可替代。政府要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对社会中介组织赋权,把对学校的评价交给社会,把教育中介组织承担的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逐步建立中介组织评价学校的制度。要支持现有专业机构建设,发挥专业学会、行业协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要加快培育独立于教育部门的专业教育服务机构,不断提高其评估监测水平;要引入竞争机制,推广政府购买服务,通过合同、委托等多种方式向专业组织购买高质量的服务。
四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当前高校管理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如在招生、财务等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完全依靠高校的自我监督和约束显然不能够满足社会对高校的信息公开的需求。因此,需要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监督、信息公开制度。建议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如学生、家长、行业部门等单位对学校进行监督,通过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利用大众媒体等公器,对高校进行第三方监督。
五是积极探索咨询性的理事会制度,加强学校与社会、企业、行业部门的合作关系。自中国地质大学设立首个咨询性的大学理事会以来,目前中国有近200所高校设立有理事会。这些理事会不是决策性的,而是咨询性的,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落实产学研合作;参与大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