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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外交(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

作  者:曲星 钟龙彪

出版时间:2012-01-31 字  数:431 千字
书  号:145471 ISBN:978-7-300-14547-1
开  本:16 包  装:平装
印  次:1-3 译 者:

定价:¥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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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基石、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等,重点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形成、发展和调整,对中美、中苏、中日、中国和欧洲、中印以及我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等对外关系的演变、发展历程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述,并对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作用以及外交战略作了探索与展望。

    作者简介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学士(1982)、外交学院历史学硕士(1985)、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1992)。1999年任外交学院副院长,2006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2010年1月起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外交部公共外交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等。其主要著作有《猜忌岁月——中法关系1949-1955》、《中国外交50年》等著作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80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的中国对外政策》等论文数十篇。
             钟龙彪,江西全南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副教授,外交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外交、国际政治,参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1978—2008》,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已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欧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外交评论》、《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5篇,其中有7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等转载。

    章节目录

    第一章 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
    第一节  战后美苏对华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影响
    第二节 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与新中国“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的实施
    第三节 毛泽东访问苏联及中苏同盟的建立
     
    第二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第一节  中国为避免朝鲜内战国际化所作的外交努力
    第二节  志愿军入朝后的军事与外交斗争
    第三节  朝鲜战争本身和抗美援朝决策对中国的不同影响
     
    第三章   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促进印度支那和平恢复
    第一节 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战争的支持
    第二节 日内瓦会议谈判的症结及中国代表团对会议成功的贡献
    第三节 日内瓦会议与中越关系
     
    第四章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展开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第一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第二节 万隆会议的复杂背景
    第三节 中国代表团对万隆会议成功的贡献
     
    第五章 50年代中国反对美干涉台湾问题的斗争
    第一节 解放大陈列岛及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打击
    第二节 缓和中美关系的再次努力--中美大使级会谈
    第三节 炮击金门问题上的战略与策略问题
     
    第六章 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外交实践
    第一节 历史遗留边界的状况与新中国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
    第二节 中国与缅甸等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
    第三节 中印边界冲突及其原因
     
    第七章 中苏关系:从同盟到敌对的复杂演变
    第一节 国际形势缓和背景下中苏共同战略利益的弱化
    第二节 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论战
    第三节 国家主权问题上的控制与反控制
     
    第八章 中国与亚非欧国家关系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与深化
    第二节 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突破--中法建交
     
    第九章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第一节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曲折历史
    第二节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及中国对外关系的大发展
    第三节 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逐步深入和全面展开
     
    第十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

    精彩片断

     
    前言:当代中国外交的目的、理论和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年了,当代中国外交也走过了62年的风雨历程。62年来,中国历届领导人根据国际战略环境的演变,为谋求中国最大的生存、发展和尊严利益,在与国际社会互动中形成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和理论,并根据这些思想和理论制定了一系列外交战略。这些理论和战略,有的专门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为新中国渡过一个又一个国际政治惊涛骇浪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有的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引导着中国外交沉着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不断创造并延长着有利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一.当代中国外交的根本目的
            当代中国外交的根本目的,见之于新中国建国以来历部宪法的纲领性规定、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历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论述,以及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等各种国际场合的相关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当代中国外交最最要的目的。鉴于中国近代史上主权被侵蚀、领土遭沦丧的悲惨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届政府都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外交的首要任务。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威胁,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坚决进行了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斗争,既支持有关国家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也把敌对势力远远推离中国边境。60-70年代,中国坚决进行了中印、中苏和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维护了中国边界的神圣不可侵犯和边疆地区的安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关系时,坚决把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确定为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只要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就不可避免地会动摇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与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曾多次发生波折,与荷兰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关系曾经降格,都是因为对方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触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2. 创造国家发展和民族崛起的国际条件。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只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崛起创造基本前提。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与各类国家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但中国作为一个曾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力衰弱,地位低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不仅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而且就连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盟国,也很难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在对华关系中经常体现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因此,新中国政府在与世界大国打交道时,只能通过斗争求地位,通过斗争求平等,通过斗争求合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斗争二十多年后,包括在战场上进行较量后,西方主要国家才陆续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进而与中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首领苏联在合作的同时,也经历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磨难,甚至走到了兵戎相见的边缘,并最终在新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建立起了平等合作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在与世界大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也以平等态度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赞许,也赢得了经济合作的许多机遇。
            3.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当代中国外交之所以要维护世界和平,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多次成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对世界和平有着特别的渴望。类似中国这种饱受战祸的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非常繁重,只有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才能避免被迫卷进大国战争的漩涡,才能迅速医治半殖民地和侵略战争的创伤,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勤劳勇敢的民族特性和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历史机遇。当代中国外交之所以要促进人类进步,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能力抵抗外来侵略和干涉的力量相对不足,特别需要公平公正的国际道义力量来约束发达国家的行为。冷战岁月中,中国在国际上高举反帝反殖反霸旗帜,主张国家不论大小贫富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侵略和干涉内政,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主张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国际上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世界多极化,提倡以协商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呼吁建立多元共存、互利共赢的和谐世界等等,都体现了当代中国促进人类进步的外交诉求。
    二.当代中国外交理论
            1.国际统一战线理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了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其中“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是依靠基本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打击顽固势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对立、西方国家拒不承认新中国政府、中国国际环境异常险恶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决定把“统一战线”思想应用于国际斗争。国际力量被分成了三种,其一,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50年代是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60年代是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70年代是第三世界国家,80年代至今是发展中国家。其二,需要集中力量予以对付的敌对势力,50-60年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70年代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其三,可以争取或分化的力量,即西欧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国际统一战线理论在冷战岁月中为中国抵御外来侵略威胁发挥过历史作用。但随着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也已被互利共赢的多边主义理念所取代。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中国与印度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首次完整提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后不久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又重申并向全世界推崇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各项内容,曾单独出现在国际法或外国领导人的政策演说中,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却是由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并与印度领导人共同创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提出,就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在解决当时国际社会的一些争端中发挥了作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写进了中国与一百多个国家的双边文件中,也被收进了部分国际多边文件中,成为中国对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至今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
            3.三个世界划分理论。1974年,毛泽东主席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从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诉求、经济地位、军事实力、历史遭遇和现实任务出发进行分析,把世界国家分成“三个世界”,即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与第一世界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与第三世界有矛盾也可以争取的第二世界。毛泽东主席依据这一理论划分确定了7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这一理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抵御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危险、最紧迫的外来威胁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也为中国打开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已不再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至80年代,这一理论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所取代。
            4、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进入80年代,邓小平分析了国际社会的新发展,判定时代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他指出,现在世界的根本问题,可以用“东西南北”四个字来概括。“东-西”指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即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世界和平问题。“南-北”指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发达国家与主要分布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即世界的发展问题。邓小平指出,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国际社会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而要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就应该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以南南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使邓小平得以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要调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基本条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宝贵的国际环境。
            5、和平发展理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力得以迅速提升,中华民族迅速崛起,改变着国际力量的对比。一些西方理论家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称国际关系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后起大国的崛起可以是和平的,因为国际秩序是按后起大国崛起前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而后起大国崛起后不满足于过去划给自己的那块“蛋糕”,必将要求重新“划分蛋糕”,从而侵害别国的既得利益,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中国威胁论”的提出者是从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际关系历史中得出上述结论的,而中国的崛起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实现的。中国对自己发展的和平性进行了论证,从中国历史文明、现代发展道路、政府政策导向、国际理念进步、国际环境现实等各方面证明,中国的发展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道路都将是不一样的,而必将是和平的、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国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和平发展的理念,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多次国际救灾救援活动中,都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和平性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给国际社会做出的实质性贡献。
            6、和谐世界理论。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许多全球性问题提上了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世界将向何处发展,各国政治家、理论家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论。和谐世界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环境五个维度。政治上,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极的而不是单极的世界,国际关系应该是民主的而不是个别大国独断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应该是多边的而不是单边的经济上,国际社会应该是一个不同国家共同发展的、贫富相对均衡的世界,如果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真正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的发展最终也无法持久的,如果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发达国家最终也无法享受安宁与繁荣。安全上,和谐世界的安全是应该是互利的而不是零和的,一国的安全的强化不能以损害别国安全为代价,只有寻求共同安全才有真正的安全。文化上,和谐世界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不可能由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价值观来主宰世界。世界各国都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历史的和现实的贡献,也正是各种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借鉴,为人类社会继续前进提供了智慧的源泉。环境上,和谐世界必须是一个环境可持续、能源可再生、资源可循环的社会。要真正建立一个和谐世界,道路还非常漫长,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占据着国际道义的制高点,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三.当代中国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62年来,外交战略的根本目的没有发生过变化,即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创造国家发展的机遇与条件、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但随着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家政策导向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实现上述目的有过不同的认识,因而也对外交战略进行过若干次调整。粗略地看,大概每隔十年有一次调整。
            1.“一边倒”外交战略。“一边倒”源自毛泽东主席1949630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被用来形容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外交战略。“一边倒”战略的含义是,在美苏冷战的两极世界格局下,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选择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一边倒”战略形成的标志是1950年中苏盟约的签订。“一边倒”年代中,中国外交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抗法援越战争、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炮击金门等重大外交事件。“一边倒”战略的历史功效是,它帮助新中国在西方阵营敌视的背景下找到了一个盟友,帮助新政权迅速站稳了脚跟并获得了恢复国民经济所需的最初援助。它的历史局限性在于,苏联在向中国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同时,也提出了束缚中国外交政策独立性、损害中国主权的若干要求,最终导致中苏关系走向了破裂。
            2.“中间地带”外交战略。“中间地带”的提法最早见于194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64年,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中间地带有两个”的思想,指出亚非拉国家组成“第一中间地带”,以欧洲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了“第二中间地带”。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一边倒”战略已经失去了意义。在中美关系继续敌对,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把外交重点放到了“中间地带”。这一时期,中国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有了实质性发展,与资本主义大国中的法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与奥地利等中等发达国家也建立了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贸易机构。中国与大批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对亚非国家进行的3次大规模友好访问,具有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的里程碑意义,给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关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国与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蒙古等国的边界遗留问题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友好解决。但这一时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对中国外交产生了严重干扰,
            3.“一条线”外交战略。“一条线”的提法源自7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与外国政治家的谈话,意即建立一条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由围绕一个纬度的美、日、中、巴、伊朗、欧洲、阿拉伯世界等一大片国家组成。因此也被概括为“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其形成的背景是,60年代末,中苏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两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苏联成为对中国的最严重、最直接、最紧迫的战略威胁,苏联对中国威胁的程度超过了美国,同时,美苏争霸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因此,中国决定建立一条针对苏联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国接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条线”战略的历史功绩是,它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条件,使中国对外关系在70年代初期获得了大发展。“一条线”战略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因中国执行一条与美国共同反对苏联的战略,美国误以为中国因战略上有求于美,因此美国只要在苏联问题上支持中国,就可以让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得不吞下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苦果。正因为如此,至80年代初,“一条线”战略所能发挥的积极因素已经完结,继续执行这一战略将弊大于利。
            4.“不结盟”外交战略。“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准确含义是,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个战略源自于8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调整的背景是国际政治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变化为“和平与发展”,中国对外交战略的主观认识也有了深化,认识到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结盟或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已不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手段。在“不结盟”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不再与美国搞针对苏联的战略关系,中国也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但不重返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次战略调整使中国与世界各类国家都建立了积极合作的友好关系,为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非常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苏联的解体,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外交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5.“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提法源自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为应对苏东剧变而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进行的系列谈话。这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国际共运陷入低谷的背景下,中国为应对复杂局面而采取的外交战略。它包括在复杂情况下处理几类不同关系的一系列思想方法,即在国际力量严重失衡的背景下,怎样处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怎样处理与发展中国的关系、怎样处理与苏联东欧剧变后独立或变色的东欧中亚新政权的关系、怎样处理因战胜冷战对手而得意忘形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可用“四不”和“两超”来概括:“不扛旗”,即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不去扛国际共运的大旗;“不当头”,即中国坚持在国际舞台上为发展中国家说话,但不去寻求当发展中国家“头”;“不树敌”,即中国对苏联东欧的变化保持自己的看法,但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与新独立或变色国家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不自我树敌;“不对抗”,即当西方发达国家损害中国主权时,中国要坚决斗争,但斗而不破,不寻求与西方世界的对抗;“超越意识形态”,即制定国别政策的标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有关国家政权是否得到了本国人民的认可;“超脱”,即在中国直接利益并不大的地方和事态上,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适度超脱,避免成为矛盾的焦点或漩涡的中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使中国迅速打破了西方的制裁,摆脱了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极为困难的国际局面,中国外交又进入了一个活跃主动的时期,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6.“坚持韬晦、积极作为”外交战略。这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延续,完整表述是“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其背景是,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进行了大讨论。国外有学者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理解,韬光养晦意味着卧薪尝胆、秋后算账,佐证了中国强大后必然称霸的观点。国内则有观点认为韬光养晦给人遇事退避三舍、忍而不发的印象,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光明正大、主持正义的形象。还有观点认为韬光养晦是一种策略而不是战略,是一种内部观点而不是公开表述,因此从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应对韬光养晦进行调整。其实,“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有目标的设立,即外交为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现代化服务;有力量的配置,即妥善处理与各种国际力量的关系,不激化矛盾;有可操作的策略,即“四不”,核心是不搞战略对抗,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因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战略,而且这个战略在新世纪并为过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地位的上升,中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已经不可能“超脱”了。在若干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不是如何才能避免成为矛盾的焦点,而是中国自然而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中国不是怎样才能不卷入漩涡的中心,而是中国本来就处于漩涡的中心。因此,新世纪对中国外交提出的新要求,就是要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强调了中国要“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坚持”两字说明中国仍然不搞战略对抗,仍然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积极”两字则表明中国将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为国际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积极有所作为”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会议上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主持“六方会谈”,在世界各地发生自然灾害时我们都能看到中国救灾救援队伍迅速出现在事发现场。引起了世界的赞叹,得到了世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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